第一次遇見阿勇仔，是在AIDS 病房那個老舊，陰暗，帶著霉味的角落。
AIDS 病房？沒錯，就是實習醫師抽籤時的籤王，大家最不願意去的地方。雖然接受了那麼久的醫學教育，可是當一旦必須面對承受HIV病毒感染的威脅時，什麼醫學倫理，希波克拉提斯誓詞，一概與AIDS抵觸無效。實習醫師們抽到這支籤時，一定頓時滿堂鼓掌喝采，因為籤王又少了一支。
不要拿「醫師應該不分病人疾病，付出照護」來教訓我。如果醫師真應如此，先請那些在醫學中心位高權重的大教授們教導我，為什麼不把這些免疫系統受損，極易受感染的病患搬進嶄新的醫療大樓，而要將他們藏在舊建築陰暗霉溼的角落？
如果醫師真該平等的對待病患，請先告訴我有沒有那一家教學醫院，願意把AIDS 病房擺在專供服侍達官顯要的VIP病房旁邊？
如果沒有，就請先扯下所謂醫療道德的光環。至少對我而言，Hippocratic Oath means always hypocritical……。而我，就是那個使得滿堂喝采，抽中籤王的傢伙之一。
剛踏進AIDS病房時，真的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，好像連一張紙一支筆都沾滿了病毒。就在明知不會如此被感染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憂慮之中，來到了阿勇仔的床邊。看見的正是一副想像中AIDS病患的軀體：瘦削，蒼白，虛弱，最重要的是，眼底的絕望與冷漠。
經驗告訴我，病患可以瘦削，可以虛弱，但是一旦眼神中失去了生命的光采，就真的即將失去一切。
「你好，我是這兩個星期負責照顧你的醫師，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找我。」扮著例行公事的職業笑容，我開始了和自己醫療生涯中第一個AIDS病患的對話。
阿勇仔的反應正如我自他眼神中的揣測，一樣的冷漠，忽視，與自我隔離。而我也照本宣科的完成了對他的例行檢查與巡視。回到護理站，翻開阿勇仔厚厚一疊的病歷，習慣性的翻開第一頁，想要細細的探索每一位病患的病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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